为何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备受争议?用实验方法探索贫穷本质

2019-10-24 18:35:47 

陈魏勇/温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于当地时间10月14日中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宣布。获奖者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两位教授,阿比吉特·班纳吉、埃丝特·杜弗洛和哈佛大学的迈克尔·克莱默教授,以表彰他们“减少全球贫困的实验方法”。

今年的诺贝尔奖很值得一看。巴纳吉和德弗罗的丈夫和妻子不仅赢得了足够多的人的眼球,而且杜弗罗在47岁时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历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也是相当热门的话题。除了这些流言之外,三位获胜者倡导的实验方法更有争议。有些人认为这是洞察贫困本质的有力工具,但其他人认为这是一个无用的游戏。

巴纳吉和德弗罗:诺贝尔奖获得者夫妇

阿比吉特·班纳吉1961年出生于印度孟买。父母都是经济学教授。尽管班纳吉绝不是一个穷人,但他从小就看到穷人的“摇摇欲坠的房子”。小时候,他经常和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玩耍,经常把口袋里的弹珠弄丢。由于这些密切的接触,他很早就同情穷人。在大学里,班纳吉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他的父亲在那里教书并担任经济系主任。1981年,他以学士学位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然后进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深造,并于1983年获得硕士学位。后来,他去了哈佛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他于1988年毕业并获得学位。毕业后,班纳吉在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并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目前,他是麻省理工学院福特基金会的国际经济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经济学家、印度政府、世界银行和其他国际组织的顾问。

巴纳吉博士期间,他的导师是埃里克·马斯金。马斯金在经济学上是众所周知的。他是博弈论和机制设计方面的专家,并因在这方面的贡献获得了200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当然,马斯金在中国的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的中国弟子——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前院长钱颖一、现任院长白崇恩、施瓦茨曼学者学院前院长李稻葵和著名经济学家徐程刚。

作为马斯金的高级弟子,班纳吉早期的研究方法非常理论化。在此期间,他发表了许多纯粹的理论研究成果。例如,他曾于1992年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用博弈论分析“羊群行为”的论文,这仍然是行为经济学课程中的必读文献。在研究纯理论问题的同时,他还积极尝试用经济理论解释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问题,从政府治理到职业选择,甚至到货币危机...然而,对于所有这些问题,巴拿基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理论性的。直到他开始与他的学生,也就是他后来的妻子杜弗洛合作,班纳吉才逐渐开始将他的研究风格从理论转向随机对照实验,并将他的研究地点从一个安静的象牙塔变成了他小时候熟悉的贫民窟。有些人说,如果一个男人突然长大,可能是因为他遇到了被他打中的女人。这句话在班纳吉,恐怕是完美的。

班纳吉命中注定的女人埃丝特·杜弗洛于1972年出生在法国巴黎。她的父亲是数学教授,母亲是儿科医生。杜弗洛年轻时,她的母亲经常参加人道主义医疗援助项目,这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影响了她后来的职业道路。

在本科期间,杜弗洛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起初,她的抱负是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为了研究一个关于前苏联的历史课题,她去莫斯科进行了为期10个月的交流和研究。在那里,她遇到了杰弗瑞·杰弗瑞·萨克斯(Jeffery jeffery sachs),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也是当时为俄罗斯政府提供建议的“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告诉她,经济学有潜力成为推动世界的杠杆。如果她想在满足学术理想的同时取得真正的成就,她不妨考虑选择经济学作为她的专业。

杜弗洛听从了萨克斯的建议。1994年,从巴黎师范大学毕业后,她进入著名的应用理论经济学系和实验室(delta),现为巴黎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并获得硕士学位。从那以后,她进一步进入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那里她遇到了她的导师,也就是后来的丈夫班纳吉。在巴纳吉的照料下,杜弗洛的学习进展顺利。1999年,她获得博士学位,直接留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传统上,美国的学院和大学很少直接留住自己的毕业生。有些人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巴纳吉的帮助,但我宁愿相信这是由于杜弗洛自己的力量——更不用说巴纳吉在那一年的意愿,即使他愿意,他当时的资格也可能没有这样的能力。

后来的事实证明,麻省理工学院做出了离开杜弗洛的明智决定。通过与班纳吉和其他合作者的合作,杜弗洛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果。有了这些结果,她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获得了终身职位——对于许多学者来说,这个职位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2010年,杜弗洛获得了贝茨·克拉克奖。在经济学领域,克拉克奖被称为小型诺贝尔奖。它只授予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克拉克奖的许多获奖者将来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现在很难证实巴纳吉和德洛是什么时候开始他们的关系的。我们只知道他们的女儿出生于2012年。由于种姓限制,banerjee没有立即与其前妻离婚。直到2015年,他才成功离婚并与杜弗洛结婚。因为这两个人曾经是老师和学生,而且他们也有婚外情,许多人批评巴纳吉和德洛的婚姻。然而,有一件事值得我们注意,那就是杜弗洛从学校毕业已经很多年了,这两个人的关系才浮出水面。因此,这种关系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此外,从他们的学术影响力和相互帮助来看,我个人认为杜弗洛可能对她的前导师班纳吉更有帮助。

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班纳吉最初的学术传统来自马斯金,用于用理论分析问题。作为导师,他以同样的方式指导杜弗洛。事实上,只要我们看一下这两个人的出版记录,就会发现在他们合作之初,这两个人的合作文章都是理论性的,而与此同时,杜弗洛已经开始独立运用实验方法来研究问题。据此,我认为杜弗洛对实验的探索不应该受到巴拿吉的影响。可能是约书亚·安格里斯特,她博士期间的另一位导师,在这方面影响了巴纳吉,但她改变了主意,使用了这些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杜弗洛并不是班纳吉阴影下的软弱女人,相反,她应该是一个帮助班纳吉成功的女人。

克莱默:人们在寻找O型圈

与前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相比,迈克尔·克莱默的知名度要低得多。他出生于1964年。他的学士学位和博士学位都来自哈佛大学。他于1992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去麻省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并很快回到哈佛任教。目前,他是哈佛经济系“发展中社会的盖茨教授”和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克莱默的导师是罗伯特·巴罗。巴罗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之一,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恐怕很少有人认为巴罗至今没有获奖,但他的学生领先了。我不知道巴罗听到这个消息时是什么感觉。

受巴罗的影响,克莱默早期的学术研究相对宏观,侧重于经济增长。1993年,他在《经济季刊》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论文《经济发展的O型圈理论》。本文的视角非常宏观,而分析工具完全是理论性的。从表面上看,这与他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工作无关。然而,在我看来,这篇论文实际上为克莱默的后续工作奠定了精神基础。

什么是O形圈?这个术语实际上来自挑战者号坠毁事件。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发射过程中爆炸,造成7名宇航员死亡。事故发生后,美国政府立即组织了调查。调查结果表明,这次严重灾难的原因仅仅是助推器上的一个O形环,一个完全小的附件。克莱默借用了导致空难的罪魁祸首的名字,并将其用于他的理论中。

克雷默在论文中指出,一个完整的生产过程实际上需要大量不同人员的合作。对于每一个生产参与者来说,他完成任务的可能性不仅取决于他自己的能力,还取决于他的合作者的能力——这就像是让飞船成功发射,光靠动力系统和控制系统是不够的,o型圈的质量也可能有关键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会选择尽可能多的人与那些和自己一样有能力的人合作,每一个高生产率企业也会选择尽可能多的高生产率企业聚集的地方进行生产。结果,高能力和低能力企业、高生产率企业和低生产率企业相互隔离。根据这一理论,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某些关键发展环节存在缺陷,很可能难以吸引高质量的发展资源,并陷入欠发达的陷阱。总之,我们很熟悉,细节可能决定成败。

在后来的研究中,克莱默逐渐放弃了巴罗式的宏观分析方法。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他学术传统的背叛,但当他仔细考虑时,他实际上一直坚守着自己的初衷。是的,由于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成败可能受到像一个O形环这样小的东西的影响,如果能够找到这个O形环并提高它的质量,难道它就不能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帮助穷人摆脱贫困吗?本着这一理想,克莱默开始使用随机对照实验来寻找这些O型环。

发展经济学的尴尬

2005年,杰弗里·萨克斯——是的,就是那个建议杜夫洛选择经济学作为其专业的人——出版了一本新书《贫困的终结》。在书中,他向世界宣布长期困扰人类的贫困问题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得到解决。据萨克斯估计,如果富国从2005年到2025年每年给穷国1950亿美元,贫困将在2025年从世界上消失。

尽管萨克斯对他的预测很有信心,但这一观点一经发表,许多学者就表示反对。在反对者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纽约大学教授威廉·伊斯特利(william easterly)。他用大量的例子表明,尽管富国努力向穷国提供援助,但这种援助并没有像萨克斯想象的那样起到消除贫困的作用。在许多情况下,援助使穷人的处境更加糟糕。后来,伊斯特利教授将这些例子汇编成一本书,并特别为这本书选择了一个非常“政治上不正确”的名字,叫做“白人的负担”。在另一本畅销书《死亡援助》中,为高盛和世界银行工作的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表达了与伊斯特利相似的观点。他指出,援助不仅会阻止人们找到自己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会腐蚀当地机构,削弱它们的作用,导致一些援助机构不存在,因此它们往往无法实现最初的目的。

作为顶尖学者,尽管萨克斯管和东方人相互竞争,但没有人能说服任何人。这一现象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发展经济学学科的尴尬。

发展经济学,也称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学,有时被昵称为“穷国经济学”。根据标准的定义,它是一个专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支,但事实上,它不是一个标准学科分支,而是经济学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如果我们打开任何一本发展经济学教科书,我们会发现该学科基本上包罗万象:如何积累资本、如何开发人力资源、如何实现工业化和农业化、如何在各部门之间流动人口、如何开展对外贸易、如何利用外国资源、如何制定财政和货币政策、如何与市场协调计划以及如何选择发展优先事项。所有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考虑的问题,只要它们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二战后,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崩溃,大量殖民地成为独立国家。如何使国家迅速摆脱贫困和落后,繁荣富强,已经成为这些新兴国家最关心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曾经非常流行。发展经济学家已经成为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客人。在早期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例如,1974年获得该奖项的贡纳尔迈达尔和1979年获得该奖项的亚瑟刘易斯都是杰出的发展经济学家。

然而,发展经济学家的好日子似乎不会持续太久。到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一度繁荣的发展经济学似乎被学术界抛在了后面,甚至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都声称“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经消亡”。发展经济学衰落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是实践方面。在发展经济学蓬勃发展的几十年中,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根据其丰富的经济知识为世界各国的发展提供了许多药方,但这些药方似乎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以前面提到的援助为例。在早期发展经济学文献中,援助被认为是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困和落后的良方。然而,伊斯特利提供的例子也证明,援助往往是无效的,并有负面影响。这种“时间短,时间短”大大降低了经济理论的可信度。

第二是理论方面。由于发展经济学传统上被定位为一门国家科学,其理论大多是从宏观层面发展起来的,而其研究方法主要集中在理论模型的推导上。这两个特点使得传统发展经济学提出的理论趋于“空对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理论只能被理解为一种“信仰”或“学说”,但它们的实际应用价值不大。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发展经济学必须自我更新。在继续密切关注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同时,它必须为自己找到新的理论工具。经过长期探索,以班纳吉、杜弗洛和克雷默为代表的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套新的工具。这套工具就是随机对照试验。

经济学人实验室

至少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开始,经济学家们开始以物理学为模板来塑造他们的学科,试图将自己从一门学科转变为一门科学。我们知道,作为一门科学,它一方面需要理论创新,另一方面需要实验支持。在前一方面,经济学基本上是成功的。通过几代经济学家的发展,主流经济学建立了一套严格的逻辑自洽理论。在此基础上,许多数学经济学家将这些理论打包,这使得经济学至少有了一种理论形式,在外观上可以与物理学相媲美。另一方面,经济学的发展速度有点落后。长期以来,经济学家无法像物理学家一样进行实验,更不用说用实验来验证他们的理论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属性决定的。物理学研究物质,物质是死的,相对容易控制。人是活着的,他们的反应会干扰实验结果,他们的控制可能会带来许多伦理问题。

当然,经济学家从未放弃对实验的追求。例如,“垄断竞争理论”的创始人爱德华·钱伯林(edward chamberlin)在自己的班级里进行实验,验证我们熟悉的供求理论。这种课堂实验的传统后来被许多经济学家采用。例如,2017年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泰勒关于禀赋效应的经典实验是在课堂上完成的。这种课堂实验非常简单,可以分析的问题也非常有限。随着心理学对经济学影响的加深,一些经济学家也开始使用心理学家的工具在实验室研究人类行为。因此,经济学家也有自己的实验室。

然而,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样的实验室显然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尽管在实验室的严格控制下,研究人员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结论,但这些结论不是真实社会环境中的人类反应。它们能否应用于现实世界也是一个问号。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了获得有意义的经济实验结果,一个人必须直接把现实世界当成自己的实验室。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经济学家提出了两个方案:

一种解决方法是所谓的自然实验。本实验的逻辑是通过一些外源性冲击来构建对照组和实验组,然后比较它们的表现。例如,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最低工资法的效果。一些经济学家(如我们熟悉的张五常)认为最低工资法毫无用处,认为它会损害就业,而另一些人持有反对意见。为了考察这个问题,经济学家大卫·卡德(david card)和最近自杀身亡的美国前总统经济顾问艾伦·克鲁格(allen krueger)利用新泽西州最低工资法的变化作为影响,比较了影响前后新泽西州和邻近宾夕法尼亚州快餐店就业的变化。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法》的实施对就业没有明显影响。

另一种方案就是田野(field)环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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